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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最后一个皇帝是孝武帝元修，权臣高欢立的傀儡。北魏分裂为东、西魏跟元修从洛阳出走长安有关，出走的原因是不想受高欢摆布，出走的目的是抱能与高欢抗衡的关陇军阀宇文泰的大腿。元修出走在客观上造成了北魏行政体系的分化，之后高欢另立元善见并迁都邺城，宇文泰毒死元修后也扶持了傀儡元宝炬，东、西魏就此形成。
高欢和宇文泰均为北魏权臣尔朱荣的部下，三人发迹则都不同程度地借了六镇起义的东风。六镇是北魏初期为了防御柔然等部族在北疆设置的六个军镇，后来因军事功能减弱而地位下滑，纷纷拿起武器找存在感。起义先在边疆展开，失败后民众被迁往河北，导致内地风云再起。二次起义规模更加浩大，最后在葛荣的统一指挥下兵发洛阳，与已经掌控朝政的尔朱荣展开对决。
六镇起义除以上原因外，还有北魏皇权弱化的因素。彼时的皇帝孝明帝未能完全亲政，与其争权的母亲胡太后最后将他毒死，立了个三岁小孩元钊。朝野动荡让一些地方势力蠢蠢欲动，尤其是北句容的契胡族首领尔朱荣。在葛荣队伍成长壮大期间，尔朱荣也顺利完成了他的夺权计划。他听从高欢的建议，以清君侧为名进军洛阳并发动河阴之变，杀了胡太后以及众多北魏皇族，然后立了个傀儡孝庄帝元子攸。
高欢最初是义军中的一员，先跟杜洛周后跟葛荣，觉得没前途又转投尔朱荣，并受到后者的赏识和重用。宇文泰也在葛荣麾下，葛荣被尔朱荣打败后归顺尔朱荣，在其手下大将贺拔岳军中效力。后来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去关中平叛，与高欢一西一东各自发展，成为日后东、西魏的肇始。
二人最终脱颖而出得益于北魏的权斗。先是不甘心当傀儡的孝庄帝杀了尔朱荣，接着尔朱荣的弟弟尔朱兆又杀了孝庄帝，而后翅膀硬了且有着同样野心的高欢以勤王的名义起兵打败尔朱兆，立孝武帝元修后成为帝国新的掌舵人。高欢这样做自然有很多反对派，其中最大的威胁是已经控制关陇的贺拔岳。元修为了摆脱高欢秘密联络贺拔岳，高欢发觉后挑拨秦州刺史侯莫陈悦诱杀了后者。贺拔岳的军队最后被宇文泰收编，成为元修新的救命稻草，后来他干脆离开洛阳直接去抱大腿了。
元修出走并非迁都，不管他在洛阳还是长安都还是北魏皇帝，北魏政权也仍然存在。不过他从东到西的迁移却改变了北魏的政权格局，让宇文泰集团纯粹的军事割据有了合法的皇权性质。这对高欢来说是极其不利的，所以他很快立了个新的傀儡元善见。此时虽有了东、西两个皇帝，但严格说仍属于北魏范畴。
之后高欢裹挟元善见迁都邺城，彻底改变了北魏的政权性质。2个月后宇文泰毒死元修也立了个听话的元宝炬，两个独立并行的行政体系就此形成，正式宣告了北魏王朝的终结。由于双方当时都打着魏国的旗号当幌子，后世为了区分便冠以东、西魏的名号。
明英宗为什么要杀死于谦？
为了杀害于谦，石亨等人编造了不实之词，诬陷于谦有拥立藩王之心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明英宗并非昏君，也非残暴君主，他之所以接纳了石亨等人对于谦的处理意见，其背后确实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政治因素。
导致于谦之死的原因，既有景泰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自私和游移不定，也有石亨等人的个人野心，以及于谦政治上树敌太多，对政治格局的巨变准备不足等因素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为了让明英宗的复辟合法化，于谦的血是最好的“漂白剂”。
继承人问题，为景泰帝后期执政埋下巨大危机于谦之死的最直接原因，就是明英宗的复辟。假如没有“夺门之变”，大明柱石于谦不可能蒙冤受难。其实，明英宗复辟完全是可以避免的，是景泰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自私和游移，酿成了悲剧。
景泰帝（明代宗）和明英宗，是明宣宗朱瞻基仅有的两个儿子。在土木堡事变后，于谦等人拥立朱祁钰为帝（景泰帝），明英宗被从蒙古迎回后，囚禁于南宫。
此时，大明帝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皇帝是景泰帝朱祁钰，太子却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（朱见深在明英宗被俘前就被立为太子）。后来，景泰帝不顾反对，废了太子朱见深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，这才回归到“父子一体”。
不想朱见济不争气，早夭了！有阴谋说认为，朱见济是被害死的，没有证据，不大可信。偏偏景泰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就意味着皇帝绝嗣了。
儿子死后，景泰帝在自己健康状况不良的情况下，没有立刻确立新的继承人，这给大明的朝政带来不祥之兆。按常规做法，景泰帝应该从近支子弟中，择一人为其子，继承他的法统。估计这个人选不好定，按血缘关系，应该从明英宗的儿子们中选择，但明英宗是前皇帝，还依然在世，人家本来就是大宗。
要是从远支中选取，有点不合礼法。估计景泰帝自己还有点不甘心，毕竟他还不到三十岁，不想将皇位让给别人。正是在这种自私和游移之下，他迟迟没有确定继承人，给明英宗的复辟创造了机会。
野心膨胀的复辟派，抓住了机会以石亨、徐有贞和曹吉祥为首的复辟派，看到了一丝机会。其实“复辟派”并非是他们的政治主张，而是景泰帝的失误，给朝局制造了恐慌，让这群投机派看到了机会，是一次谋图个人利益的政治赌博。
石亨等人敏锐地觉察到，一旦景泰帝驾崩，后续无人，大明帝国的国祚必将又一次转移，谁有拥立之功，对他来说就是不世功勋。
如果按照正常轨迹发展，这个拥立之功非于谦莫属，对于一个野心家来说，这当然是不能错过的机会，也是一举扳倒于谦的绝佳机会。
对于这群投机派来说，复立明英宗恐怕是最好的选择。于谦已经被牢牢地绑定在景泰帝的战车上，事实上与明英宗难以弥合，明英宗的复位，必然造成朝局上的一次大洗牌。
徐有贞等人对于谦心怀不满可以理解，但曾经的战友石亨，为何对于谦如此不满呢？
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的于谦这就是于谦个人的问题。于谦是那种典型的刚正不阿，工于谋国的铮臣，这种人虽然可以承担国之重任，往往缺乏自保的手段，不善谋身。
拥立景泰帝就是一次典型的谋国不谋身，自古皇位容不得大臣染指，于谦的行为虽然拯救了大明帝国，但客观上又让他自己走到了悬崖边缘，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。
但于谦的世界里，根本没有自己处境的考量，他为了帝国的未来，把自己放在了明英宗的对立面。虽然明英宗也知道于谦这么做无可挑剔，但也改变不了两人的“私人关系”。
于谦在辅佐景泰帝期间，又过于刚直，得罪了一大批臣僚。他取得了景泰帝的绝对信任，对他言听计从。君臣同心对国事来说是大幸，但对于谦个人来说却未必是好事。长期以来，臣僚对他的弹劾和攻击一直没有间断。
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可惜于谦丝毫不为所动，依然坚定地将自己的航船，驶向冰山林立的海峡。
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石亨因为受到于谦赏识，在京城保卫战中立功受赏。石亨充满了对于谦的感激，上疏提议恩封于谦的儿子。于谦却不领情，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，石亨的马屁派到马蹄上，让他又羞又恨。
这就是于谦不善谋身的表现，光记住了国家大义，忘记了臣僚相处的微妙关系。对于朝中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，于谦更是严加打击，时间一久，他就成了孤家寡人。
巨变之前，于谦做了什么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“夺门之变”这么大的政治事件，于谦为何一点觉察都没有，实在不应该。当景泰帝面临继承人危机时，于谦为什么不出手帮助景泰帝解决这个问题？
如果“夺门之变”于谦毫无觉察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石亨等人的计划并没有经过长期周密安排，很可能是短时间内的临时起意，消息根本来不及被于谦得知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景泰帝那一段时间，健康问题比较严重，于谦更应该早早解决这个问题。
处死于谦的罪名是他企图拥立襄王。襄王叫朱瞻墡，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弟弟，也是当时尚在世的资格最老，威望最高的王爷。土木堡之变发生后，钱太后选中的第一人选不是景泰帝，而是襄王朱瞻墡。
接到进京诏书后，朱瞻墡并未执行，而是上疏朝廷，请立皇长子朱见深，以郕王朱祁钰为监国。这就说明朱瞻墡不是那种有野心的人，非常有大局观。
那么景泰帝病危期间，于谦有没有拥立襄王的举动呢？甚至有没有跟景泰帝提起立嗣的问题呢？
不知道，史书没记载，两种可能性都存在。
假如景泰帝的健康问题，并非后来认为的那么严重，于谦就没必要提这件事。也有可能于谦认为，继承人的事是个大忌讳，应该由皇帝自己决定。甚至景泰帝已经确立了继承人，没有对外宣布而已，政变后，这个消息被封锁了。
假如有，这个继承人有没有可能是朱瞻墡呢？很有可能。前面说过，基于特殊情况，景泰帝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从远支中选择一人做义子，接替皇位。要么干脆传位给他认为，有能力继承皇位的朱氏子弟，唯有明英宗一系不可能。
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于谦参没参与其中也不得而知。个人认为，于谦应该参与了，并知道景泰帝的人选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襄王朱瞻墡。
于谦的血，漂白了“夺门之变”即便明英宗复辟成功，于谦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，都是为了国家大义，明英宗又为什么非要处死他呢？
事实上，当石亨等人准备以“拥立藩王”的罪名杀害于谦时，明英宗是表示了反对的，他知道于谦不是奸臣，对大明帝国是有大贡献的。当初，如果于谦不点头，明英宗能不能顺利被迎回，还真的不好说。
唯一遗憾的是，于谦没能协调好明英宗回归后，景泰帝与他的关系。恐怕明英宗因此将部分怨恨，转嫁到于谦头上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显然，拥立藩王证据不足，即便有那也是景泰帝的行为，合理合法，不能怪罪于谦。其它鸡毛蒜皮的事，更不足以成为于谦掉脑袋的罪证。
石亨等人的一句话，成了于谦走向断头的推手：于谦不死，“夺门之变”就没有合法性！
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！“夺门之变”本质上是不合法的政变，大明帝国也因此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，有那么几天，两位皇帝并列，一位是政变成功的明英宗，一位是躺在病床上的景泰帝。
很显然，如果不洗白“夺门之变”，明英宗将背负篡逆的罪名。要洗白只能拿景泰帝的非法性说事，所以，景泰帝去世后（很可能是被杀），被废黜了皇帝称号。这还不够，作为拥立景泰帝的于谦，必须被清洗。
如此，于谦就成了拥立“伪君”的奸臣，“夺门之变”就变成了正义之举，当然于谦的血，就成了最好的“漂白剂”。
回顾这段历史，于谦的死让今人都会有痛彻心扉的感觉。一位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，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人，一个品行高洁的君子，一个中国人的千年典范，竟然死于莫须有的罪名。于谦的死，也让大明王朝翻过了鼎盛辉煌的一页，从此走向没落！
红楼梦里贾宝玉小名叫宝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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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，大名即是贾宝玉。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【贾夫人仙逝扬州城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】。冷子兴说到“说来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就取名叫作宝玉。”取名意味大名。
后面冷子兴接着说的“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，名迎春；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，名探春；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，名唤惜春。”，“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，故名元春，余者方从了‘春’字……
从这看宝玉也是大名。
乳名或小名，是父母或亲戚对小孩儿时的昵称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“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三岁”。对于乳名或小名，小说中注出来了。英莲的大名是什么
，从未在书中文字被人叫过。甄英莲“真应怜”三四岁幼年就被人贬子拐卖抱走，成了后来的香菱，英莲只是乳名。
林黛玉说“小名就唤宝玉，”我理解，这是黛玉尊称的说法，相对于全称“贾宝玉”而言的一种特殊情景的尊称。黛玉为什么在王夫人面前提“宝玉”?这里是强调舅舅家“衔玉而生”宝玉的珍贵，也是林黛玉的乖巧之处，这个时候如果说“衔玉而生”的贾宝玉就显得生硬。而且从庚辰本黛玉进京的年龄应该是在六七岁，在黛玉之母贾敏仙逝后的时间，如海乃说：“已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，尊兄即同路而往，岂不两便?”。
通常情况从扬州到京都行程大概一个多月时间。第十四回【林如海捐馆扬州城，贾宝玉路谒北静王】贾琏护送黛玉，昭儿道“二爷打发回来的，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。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，大约赶年底就回来”。
所以黛玉那时候六七岁，称宝玉小名是合礼仪的。因外祖母致意务去，黛玉进京投奔外祖母，到了贾府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。黛玉初次拜见王夫人称宝玉，特指出称的是小名以示尊重。
黛玉生于书香门第，从小读四书，知书懂礼。黛玉进京，在贾府的第一次接风家宴。
“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寂然饭毕，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。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，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，过一时再吃茶，方不伤脾胃。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，不得不随的，少不得——改过来，因而接了茶。”
黛玉知礼入乡随俗。
贾母为什么说史湘云叫宝玉哥哥是叫的小名呢？
一点理解哈，在过去的时代，表亲成人交往礼仪，家庭之中也讲究称呼。我觉得贾母的说法，比如说称“二表哥”抑或“二哥”的话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么称呼和“宝玉哥哥”是不—样的，“二表哥”或“二哥”是论资排辈的称呼，“宝玉哥哥”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比较口语化的称谓。而作为年长者，宝玉叫史湘云“云妹”可以。丫鬟就叫少爷、宝二爷。而且在过去男尊女卑，对男的称呼比较重视讲究论资排辈，也是代表一种位置 。
比如在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《家》里，亲戚表亲琴，称觉民和觉慧“二表哥”、“三表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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